其二，也正是因为如此，那种机械地适用权责统一原则而认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融合的做法，并不妥当。
此种意义上的宪法精神相当于传统宪法学中的宪法本质，属于宪法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或力量。总之，从政策性话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角度看，《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从整体上来界定立法依据，强调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
然而，《工作办法》在确立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时，首次将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欲使宪法中的相关规定能够得到直接实施，其法律前提就是可以直接实施的宪法必须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从历代思想家关于法的精神和宪法精神的探讨方法来看，在法理逻辑上可以认为宪法精神系蕴藏在宪法背后的物质或精神因素。而宪法原则一般是指宪法的核心价值或者最主要的规范和社会功能。在寻找和发现宪法精神的立法和合宪性审查工作中，要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具有确定性的立法或合宪性审查的依据，就必须首先要在法理上回答为什么写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不够用了，还需要寻求宪法精神的帮助。
因此，不论是宪法起草和制定领域的宪法工作，还是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宪法宣传、合宪性审查等领域的宪法工作，都必须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各项宪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关于这一点，如果与在规范层面上使用的另外4处宪法精神概念相对照，那么可以形成明显的价值区分。[68]有学者曾对宪法文本中法律的含义做过比较系统的解读。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重要的宪法制度则是通过立法，特别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构建和完善起来的。[98]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二节地域管辖和第三章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的内容也几乎与《民事诉讼法》（试行）保持一致。……这些宪法性法律是我国部门法意义上的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试行）还专门确立了管辖权争议的处理规则。
《暂行规定》首先按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153]See Stephen Holmes＆Cass R. Sunstein,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Responding to Imperfe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t 275（Sanford Levinson e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154]See David A. Strauss, The Irrelevance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114 Harv. L. Rev. 1457 （2001）．[155]See Cass Sunstein, 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FDRs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It More Than Ever,209～210 （New York : Basic Books, 2003）．[156]Id, at 181.[157]Jiunn-Rong YEH＆Wen-Chen CHANG, The Emergence of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Features in Comparison, 59 Arm J. Comp. L.，805，820 （2011）．[158]Id, at 821.[159]See Tom Ginsburg,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Korea and Taiwan, 27 Law＆Soc. Inquiry 763，at 790 （2002）．[160]See Stephen Holmes＆Cass R. Sunstein, supra note 153.[161]Walter F. Murphy，Constitution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Transi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13（Douglas Greenberg et al.，Stanley N. Katz，Melanie Beth Oliviero, and Steven C. Wheatley eds. 1993）．[162]例如，有学者主张分税制决定是违宪的。
[12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羊干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1993年3月14日）。或许是由于上述规则过于具体而宪法旨在提供宏观层面的规则，这些处理横向地方关系的制度雏形并未被吸纳到宪法文本之中。同时，按企业、事业的隶属关系以及支出性质，财政支出也被划分为中央支出、地方支出和中央专案拨款三部分。[35]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
[51]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下），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0页。[61]参见《宪法》第89条第（一）项。首先，立法过程遭遇的各种阻力相对小。参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收加强依法治税工作的通知》（财税[2009] 1号）。
[92]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在地域管辖一节中较为系统地规定了不同地方法院之间管辖民事案件的细则。）但是，上述原则并未出现在此后的三部宪法文本中。
[114]有韩大元和王贵松两位教授统计，这样的条文共有13处。详见赵蕾：限制公权力滥用是30年立法的大思想专访原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春生，载《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第AO8版。
宪法变迁程序之间的制度竞争在比较法上早已被证实和广泛熟知。（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第1版。[143]一般的立法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冷却和抑制了宪法修改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各种争论、质疑和批评，因此使整个制度变革的过程变得更为顺畅、高效。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的说明》（2006年6月2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摘要: 修改宪法、解释宪法与立法授权是现行宪法为其 自身发展所储备的三种平行的程序通道。[97]参见《行政诉讼法》第17条。
该法第二章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将政府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作为规范对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74]参见林彦：法律保留制度的现状—基于询问答复的考察，载《宪法研究》（第十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除了分别规定由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查和批准权[75]之外，对于各级政府征税权的分配、财政给付责任的分担等重要制度几乎未进行必要的交代。[140]更让人疑惑的是，在重修改轻解释、[141]重法律解释轻宪法解释的事实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未正式地提供类似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的方针性说明。
这种实践已引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注，并通过重申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集中在中央除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下放地方的具体政策管理权限外，税收政策管理权全部集中在中央，警告地方政府不得在税法明确授予的管理权限之外，擅自更改、调整、变通国家税法和税收政策。童之伟：《物权法（草案）》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法学》2006年第3期。
[30]《行政诉讼法》第1条。但是，无权直接受理宪法性争议案件，有权受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并不受理，同时也无受理程序，因而也无法受理。[107]或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64]参见《宪法》第5条第三款、第62条第（十一）项、第67条第（七）、（八）项。
详见前注[138],袁吉亮文。但是，财政包干制的实施过程和效果上也存在着三个明显的问题：其一，它弱化了中央政府汲取财政能力，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持续下滑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
[21]当然，当时仅能制定法令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做这样的制度安排仍存在疑问。最终，立法者认为，尽管用反垄断法对此类行为加以规范并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但它符合我国国情，因此应当予以规范。
参见张友渔：为什么制定这部《民法通则》，《中国法学》1986年第4期。立法之所以受到青睐也并非毫无理由。
为了解决案件管辖权的分配问题，三部诉讼法都提供了相对明确的规则供当事人及法院选择和适用。现任全国人大机关服务中心主任袁吉亮10多年前也曾经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125]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1993年3月14日）。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该原则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应当遵循的最重要的准则。
宪法实施三十年来，三种程序之间的制度竞争使得立法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宪法发展方式。1983年，在制定《海上交通安全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克服来自交通部的阻力[26]最终在该法中赋予当事人在法院起诉海上交通主管机关的权利，[27]而立法者所找到的宪法依据便是第41条。
[93]参见《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0条。同样，法院也并未被明确地定位为行政权的监督者。